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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一生一世敦煌人

巾幗風采 2024-08-19 18:18:11

1944年,敦煌研究所成立,常沙娜臨摹敦煌壁畫由此開始。日前,中國工藝美術館舉辦“花開敦煌——常沙娜從藝八十年藝術與設計展”,以此紀念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致敬常沙娜80年藝術生命長青。

常沙娜中國當代工藝美術家、圖案學家、藝術教育家、設計家。獲評全國三八紅旗手,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美術家,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

80年,從敦煌臨摹、花卉寫生到十大建筑的新應用、科技與藝術,“花開敦煌——常沙娜從藝八十年藝術與設計展”展出了常沙娜在莫高窟學習時臨摹的30余件作品、35幅花卉創作,還有60多年的教學、研究內容,以及與父輩的往來書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建筑手稿……

在開幕現場,94歲的常沙娜說:“‘花開敦煌’的展覽是我對父親常書鴻推廣敦煌文化遺志的實踐,因為父親告訴我,沙娜,不能忘了你是敦煌人。”她希望通過這次展覽,把自己的成長經歷分享給更多的年輕人,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之美。

本刊記者第一次采訪常沙娜是在17年前,那時77歲的她安靜嫻雅地坐在植物蔥蘢、暗香浮動的家中,坐在午后的陽光將綠植的影子在白墻上勾出復雜輪廓的背景前,將70多年的前塵舊事像手卷畫軸一樣緩緩打開。

如今,常沙娜的表情里依然是一種天然與安靜的美,一輩子浸潤于敦煌造像的線條與色彩之間,形成了她“開神悅體,蕩除心垢。清明澄潔,凈若無形”的氣韻神采。

她筆下每一個時期的作品,也都透著一種美到極致、靜到極致的氣息。她的花卉作品花葉婆娑、花瓣柔軟,雜色光茂自然相和。那些花朵是現實的,又是非現實的,她在敦煌文化的營養中美好自己,并將藝術應用于實踐,努力傳播美好。就像她的作品,“柔軟光澤,馨香芬烈”,以最美的瞬間普照十方。

如今,鮐背之年的常沙娜對過往的記憶不再那么清晰而有條理,但對敦煌之于國家、之于她個人的意義卻依然明確,那是她記憶中永不褪色的關鍵詞。

常沙娜之子、擔任中央美院建筑學院副院長的崔冬暉說:“敦煌對于我來說,一開始是新鮮的,后來就變成了情懷,包含著我們整個家族對于敦煌的貢獻與感情。它不是一個具象的東西,它是抽象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工作的狀態和方法。對上兩輩人的學習,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承。”

愛與幸運是關鍵詞

《中國婦女》:您會用什么樣的關鍵詞來定義自己的人生?為什么?

常沙娜:愛與幸運!我爸爸當年在法國留學,因為在塞納河邊書攤上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圖錄》,就仿佛看到了他的使命,不顧國內戰火和我媽媽的不滿,毅然奔向祖國,奔向那冥冥中的使命。

1943年,我爸爸被任命為敦煌藝術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帶領全家進駐他心里真正的家園——敦煌。那一年,我12歲,就有機會跟著爸爸欣賞莫高窟的壁畫之美。我每天進出洞窟,從當爸爸的助手到拿起畫筆,那些美妙的色彩和線條一筆筆從心里流淌到筆端。

幾年后,我和爸爸在蘭州舉辦了“常書鴻父女畫展”,引起很大轟動。我后來想,一切都是因為我有一個“敦煌守護神”的父親,他給了我滿滿的愛和貢獻社會的能力。我很小跟著父親到敦煌學習敦煌藝術,有點像是命運的安排。不是早或晚的問題,而是剛好就被我遇上了。我因為父親而有了不平凡的人生,讓自己成為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的人。這就是我的幸運!

1950年11月,常沙娜乘威爾遜號郵輪返回祖國途中

《中國婦女》:您如何定義敦煌對于您的意義?可不可以說,敦煌決定或滋養了您的一生?

常沙娜:回顧我這輩子的成果,圖案教學也好,設計也好,和敦煌藝術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還記得父親病危時跟我說的話:“沙娜,我畫的東西、臨摹的東西,一定要回到敦煌,而且要捐給敦煌。另外把我一部分的油畫捐給家鄉杭州。”

他最后寫的一本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50年》中的最后一句話是,“敦煌啊敦煌,是我永遠的故鄉。”1994年6月24日,他在北京離世,遵循他的遺囑,我將他的骨灰帶回莫高窟安葬。

我父親當年懷抱的一個理想是“誓把青春獻荒灘,獻罷青春獻兒孫”,因為守護敦煌是一項需要代代相傳的事業。所以他曾寫信和我說:“沙娜,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我臨摹、創作了不少敦煌藝術作品,向世界宣傳敦煌的文明,都是對他這句話的踐行。我在敦煌的時間只有幾年,但是我這輩子最想念的地方就是敦煌。

1933年常沙娜與父母在巴黎的合影

《中國婦女》:回望來路,您最大的遺憾是什么?

常沙娜:最大的遺憾是母親的離開。那時的我太年輕,不懂她的苦,等到我懂事了,她已去世了。

我母親在法國生活了7年,是非常摩登的,1936年,我父親放棄法國的一切要去敦煌時,我母親不想去。

她說,兒子才兩歲,體弱多病,到那個天寒地凍荒涼徹骨的地方該怎么活啊!但她拗不過父親,流著眼淚,坐著敞篷大卡車,凍得直打哆嗦去了西北的苦寒之地。

其實我母親是愛敦煌的,畢竟她是雕塑家,她懂得美。但她要忍受用紅柳枝當筷子,忍受沒有蔬菜、天天一碗醋、一碗鹽拌面條的生活,忍受住在茫茫戈壁低矮的黃泥小屋中,忍受我父親全心埋頭壁畫保護,心里只有那些洞窟,而且在外受了委屈回家還要沖她發泄的日子。

我父親急躁,沒有很好地安撫她,所以兩年后她出走了,丟下了我和父親,也丟下年幼的弟弟,說真的,那時我心里是有怨恨的。

一直到20年后,我在杭州再次見到母親,她已經不是過去的她了,面容憔悴消瘦。她后來的生活很苦,靠在街道幫人洗衣服當保姆為生,但她無論遭遇多大的困難,從來不向熟人求助。

見面時我們誰也沒有掉眼淚,但她的聲音很凄慘,說:“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是上帝對我的懲罰。沙娜我對不起你,但你不能埋怨我一個人,你爸爸也有責任。”那時我才多少有點理解了她的不容易,從此以后,我每月給她寄20元錢,再后來,她因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

或許我母親的人生際遇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且是無法選擇的遺憾。

《中國婦女》:此生最讓您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常沙娜:最有成就感的事應該是我參與了新中國重要建筑的裝飾設計,因為這些工作,讓我有機會被更多人認識,也讓我有機會向大家推廣敦煌的藝術之美。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天頂設計(1958年)
《中國婦女》:您被譽為“敦煌藝術圖案研究和設計應用的重要推廣者”,當年您負責設計人民大會堂的裝飾,應該是最早將敦煌藝術運用于現代設計的實踐。如今回看那些設計,您最先回憶起來的場景是什么?那個設計過程是怎樣的?
常沙娜:1958年,新中國建設第一批“十大建筑”,我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教,被分配在人民大會堂設計組,負責設計宴會廳的天頂裝飾。
那年我28歲,跟所有參與設計的前輩比起來,我是最小的,但卻是最好的年紀,也是最幸運的機會。因為從我開始畫畫,就是以敦煌臨摹為主,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很多靈感就這么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在設計過程中,是優秀前輩的悉心指導,讓我打下了很好的設計基礎。受敦煌藻井圖案啟發,我在宴會廳天頂中央設計了一朵唐代風格的、由花瓣構成的圓形浮雕大花。
但我只考慮了裝飾,沒有考慮功能,當時建筑設計院的工程師張镈先生提醒我,得把通風口和照明燈組合在里面,而且僅中心的照明燈還不夠,還要把外圈的那些小花和照明燈組合在一起,外圈也得設通風口。在他的點撥下,我修改了設計方案,他后來夸獎我說:“你把整體裝飾效果和功能需求完美地統一起來啦!”
歷時10個月,人民大會堂完工,創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跡。1959年國慶節前夕,在能容納5000人的宴會廳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功宴”,我也受邀參加,那天的情景我終生難忘。
突然,宴會廳所有的燈全亮了,剎那間,金碧輝煌、富麗堂皇的宴會廳神話般地亮相在眾人面前,瞬間的震驚后,全場掌聲如雷,大家都流下了眼淚。以這樣的方式看到自己艱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動萬分,熱淚盈眶!
周恩來總理神采奕奕,舉杯向大家致意。此情此景,在我心中永遠定格。如今再回憶,或是每次看見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我仍然會很激動,只要能讓國家和社會更好的事情,我們很自然都會去做。

傳承父輩精神就是傳承敦煌之美

《中國婦女》:2019年您獲得中國文聯頒發的“終身成就美術家”稱號,頒獎詞中說:“作為敦煌藝術的女兒,常沙娜以自己特殊的經歷承載了敦煌藝術研究與現代藝術設計有機結合的時代之變……”隨著時代的變遷,您作品的風格與內涵是否也在隨之變化?

常沙娜:周恩來總理曾提出,人民大會堂的設計要體現“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原則,這也是我奉行一生的藝術理念。

敦煌文化藝術經過千年中西方的交融,不正是具備這樣的特點嗎?所以我的設計內涵是因為具體的內容、具體的實際需要而發生,不是為了設計而設計,沒有所謂的變與不變這種說法,更多的是實事求是,去做一件合適的工作。只要讓我設計,我就一定會把敦煌之美融入其中。

1952年,常沙娜為第一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設計的頭巾——“和平鴿”

《中國婦女》:您最新完成的作品是2024年央視春晚創意節目《年錦》,4位表演者分別穿著漢、唐、宋、明的服飾,演繹歷朝歷代的流行經典。每套服飾的衣、裙、領邊、袖口都有不同的紋樣,比如萸紋、瑞獅紋、牡丹紋、月桂紋和葫蘆紋等,都寓意著吉祥,這個設計體現著您什么樣的創作理念?

常沙娜:我這一輩子都在跟傳統圖案打交道,但給春晚設計紋樣還是頭一回。當時春晚節目組邀請我和兒子崔冬暉擔任藝術顧問,想做一個與傳統文化有關的節目。

討論了好幾回,決定以傳統圖案為主要元素進行設計。我兒子帶著團隊先從博物館搜集文物原型,繪制出電子設計圖,我再對每一幅圖進行手繪修改,依據的就是我70多年的圖案設計經驗和敦煌研究的積累,該收的地方收,該放的地方放,讓它盡可能飽滿、完整而且舒服。

傳統圖案讓人們感受到歷史的厚度,感受到感性的溫情,更通過現代設計的形式體現出本民族的文化品格,這也是我一直遵循的創作理念——守正、創新。

常沙娜和兒子崔冬暉

《中國婦女》:您的兒子崔冬暉對敦煌的熱愛除了從小耳濡目染,您是否對他有特別的教育和引導?您覺得他對敦煌藝術的傳承和您這一代的傳承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

常沙娜:我年輕的時候工作特別忙,所以沒有刻意去要求冬暉一定得跟我一樣去做跟敦煌有關的事。但我會和他講我父親不平凡的一生,講外公即使顛沛流離遇到種種不幸,都能把自己調整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繼續工作,這是自我修養和自我約束能力的體現。

冬暉對美術對敦煌的喜歡或許是因為生活中時時都有這些影子,比如他小時候對天空、樹葉感興趣,我會找敦煌的一些相應的圖案給他看,他也會經常旁觀我和同事討論修改設計稿。

我父親對孫輩很呵護,我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是在冬暉過13歲生日的時候,那時我父親已經85歲了,給外孫題了兩個字:勤奮。這應該就是常家的家風,不能簡單地說是敦煌在影響冬暉,或給予他人生意義,更應該說是我父親常書鴻的身教與精神一直影響著我們全家。冬暉說過,感覺媽媽和外公的性格、做事方式都很像,這都是自然而然的影響。

冬暉13歲那年,他的爸爸就病逝了,我一個人把他帶大,雖然我對孩子的生活管教很嚴,但不會要求他功成名就,對我來說,我更希望他平安、健康。冬暉現在也是一位父親了,有了他肩上的責任,我不會過度地把我的期望壓在他身上,我只希望他正直誠信做人做事,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把作為師者的工作做好。

冬暉主攻城市空間設計,北京很多地鐵站的室內設計都出自他的團隊。雖然敦煌傳承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事,但因為冬暉有一位“敦煌守護神”的外公,我當然希望他不要忘記推廣敦煌,讓更多中國人對中華文脈更理解也更自信。

《中國婦女》:作為藝術教育家,您如何向學生傳達您對敦煌藝術的理解?

常沙娜:敦煌的文化藝術得以傳遞,是這一藝術文脈歷經中國十個朝代沒有斷根,了解了這個邏輯關系,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敦煌經歷了哪些變革,這些變革對中國整體文化、政治、經濟等有什么樣的影響,在當代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鑒,而不是簡單從“敦煌”兩個字去了解這一關系。

絕對不要忘掉我們中華民族的特色,我們的文脈、血脈。我希望年輕人要結合當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不斷傳承、創新藝術設計形式,好好地為祖國、為黨、為人民做自己該做的事,這才可以稱得上是沒有遺憾的人生。

90只是人生的一個數字

《中國婦女》:您88歲時還在為人民大會堂很多地方做修補和局部更新設計,90歲時您仍然自己買菜做飯做家務,同時參與創作,您覺得您的能量來源是什么?

常沙娜:90只是人生的一個數字,我的專業不會因為年紀大了就退步,反而更有經驗。這些創作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工作經驗的體現,沒你們想得那么復雜。

我面對現實,從不會去想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怎么辦。這兩年,身體沒那么好了,但我還是要畫畫,默畫一些石窟復原的圖案,那是刻在我腦子里的圖案。

1948年夏,常沙娜在南京和爸爸鑒賞敦煌摹本

《中國婦女》:您如何評價自己的性格,您覺得能夠做成這么多事情會不會得益于您的個性?

常沙娜:我父親說他是“杭鐵頭”,這是一句杭州話,意思是遇到困難不害怕,不退縮。我也有父親的性格吧!我父親的座右銘是:生命不息,跋涉不止。他常說,喜怒哀樂去經歷就好了。能做啥就繼續做啥,高高興興,這樣心情就會很痛快。

我自己也是,這一輩子什么都經歷了,但我依然很樂觀。人生天天都要快樂,也天天都是挑戰,“C’est la vie”是我父母當年在法國常說的一句法語,意思是“這就是生活”。我對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情,無論好壞,都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想的。

《中國婦女》:您曾經歷過疾病,也經歷過親人的離去,今天,您如何看待疾病?您覺得歲月的禮物是什么?

常沙娜:我已經94歲了,所有的問題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了,唯一的問題就是敦煌藝術的弘揚推廣。老牛自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我每天快樂生活,快樂說敦煌。

“花開敦煌”展品

《中國婦女》:從2014年開始的“花開敦煌”世界巡展,已經在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家舉辦了20多場展覽,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花開敦煌”曾在法國巡展,講述您的傳奇故事的法語紀錄片《敦煌情》正在播出。您如何描述您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努力和意義?

常沙娜:我出生在法國,在中國文化的養分中成長,這是我父母給我的恩典。敦煌是屬于世界人民的文明,很多法國藝術工作者來到中國,走進敦煌。我希望通過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的努力推廣,讓世界看見我們的文明發展偉大之處,也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讓世界更加和諧美好。